2008年4月6日 星期日

永遠懷念您......Michael White



『最珍貴的角落』
謝謝你燦爛笑容,照亮我的天空
謝謝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
夜裡有時為寒冷,你我深根同暖土
有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從此美麗
當你被花朵包圍盡情歡欣,我帶春風使你舞其中
當你正走在坎坷路,我會伴你在左右
一起向藍天歡呼,向白雲招手,
我們要一起笑一起哭,
千萬人中有個人懂我,
你有最珍貴的角落。

http://www.im.tv/VLOG/Personal/1012921/2386569

2007年10月21日 星期日

不要小看兒童的存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和生活智慧(local knowledge)(1)--重寫故事地圖(Re-Authoring Conversation Map)


曾經與一位資深學校社工經歷過一次這樣的敘事督導(narrative supervision):

她另一位學院督導老師跟她說兒童不適合進行「重寫故事地圖」(Re-Authoring Conversation Map),因為他們人生經歷不多。我對此說法有另一番見解:

1.故事重寫地圖並非只限於人生經歷(life experience)的多寡,更是存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的體現/驗;

2.人生經歷的多寡是以天體日曆時序去乘載人生故事,也是相對性(relativity),亦以一個凝固意義作為一個單元,總體上是本質性(essentialist),例如生、老、病、死;而存活經驗則是存在性existentialist的認知,對經驗的累積是以身心全人(embodiment)的經驗反思整合而成,例如我今天吃了一個麥當勞餐,當家人問我們飽未?我們會感受一下自己的肚皮是否飽。當家人問我們好吃嗎?我們便會想想剛才的味道。經歷過這自身對身體的認知過程,我們可以下一個暫義﹣﹣「飽滿」。

3.「飽滿」這存活經驗,是否太渺小,微不足道?放進故事重寫地圖又有甚麼影響?

問:這「飽滿」的經驗帶給你甚麼樣的感覺?
答:很開心。

問:為甚麼?
答:因為難得星期一放學Daddy接我,而且仲同我去麥當勞...

問:Daddy接你放學對你重要嗎?
答:好重要!

問:為甚麼?
答:因為Daddy好錫我

問:你如何知道?
答:因為他知道我們己一整年沒有一起放學,一起去吃麥當勞 ....

再發展下去,方知道小朋友原來一直有寫blog的習慣,並經常會forward給父母,他在最近的blog裡曾提及過覺得父母好像不再錫他,又提及過好回味去年與Daddy一起放學吃麥當勞的經驗....小朋友的心聲,父母以行動去回應了。如再以社員見証會(outsider-witness)延伸這家庭的對話,又會如何?

問:你們聽到孩子這樣說,有任何回應?有甚麼說話最觸動你?
答:當然很開心,因為兒子原來一直都有留心我們對他的愛,每次在blog看見他的感受,我都感到慚愧,沒有做到一個好父親,更要一個8歲的兒子提醒。

問:他的提醒背後懷怎樣的心意?
答:我想這反映他對我的著緊 ....對我的愛

問:孩子,聽見Daddy說你著緊他,愛他,你有甚麼話想跟我們或Daddy說?
答:我其實好鍾意你接放學,因為這學校是你陪我一起面試的......我很......愛你!

8歲小孩,擁有著無限的存活經驗(飽滿),通過「故事重寫地圖」,能指涉出小朋友對父親關愛的渴望。正如Bruner指出,人在社群裡並沒有被孤立的主體,相反人的主體是相互地塑造,稱之為相互主體(inter-subjectivity),小朋友對父親的愛就是通過父親的再述(re-telling)而確立。誠然,在他對父親的愛未確立前,小朋友的主體巳不斷地騷動著﹣﹣寫blog, 同時亦不斷地操演﹣﹣與父親吃麥當勞,並賦予飽滿的意義 ......

就以上例子,配以我們的好奇心,對他任何微小經驗的尊重,與他同行,故事重寫的空間何其大呢!

2007年10月3日 星期三

懲而教之補破碎 及早介入減悲劇

作者:秦安琪

明報早前的專訊與一般報導不同之處是除了26歲的未婚媽媽因疏忽照顧子女導致他們受創而被判入獄的資訊之外,也讓讀者看到這位年青母親的成長經歷。另一方面,法官判案時「沒有提及要她接受心理輔導」,令人想到社會對家庭的支援有多少?這宗「家庭悲劇」會否像其他家庭悲劇一樣只是我們聽了搖頭和茶餘飯後的話題?

郭的三名兒子被疏忽照顧致令身體和智力發展遲緩,五歲多的大兒子只會說單字和「很多聽不懂的話」,想像他們與童年被父母疏忽照顧的母親的生活會是怎樣的?當郭因疏忽照顧子女被判入獄,為這行為負上責任的同時,各個社會制度又可會因他們的經歷而得到教訓、啟迪並負上責任?

傳媒形容郭的一生為「悲劇」,也描述她童年被父母疏忽照顧、被父親性侵犯等,更報導「郭在一個破碎家庭長大,無正常、完整人格,父親的畸形生活經歷,相信與她濫交、性行為隨便、同時視育子女如飼養家畜,有很大關係」。無疑,報導令人為這位年輕母親的經歷感到無奈,也明瞭她沒有機會在原生家庭學習到與父母相處和被愛護的經歷。但這「悲劇」的一生和「破碎家庭」的描述視郭的行為和「心理病」是因為她在一個有問題的家庭長大。外地及本港的研究結果均指出兒時受到疏忽或虐待長大後會成為一位施虐者的機會比那些童年沒有受到虐待的為高;不過,研究亦提及很多童年受虐的人士長大後是愛護子女的家長,原因是這些未受虐待影響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怎樣演譯這些經歷,也與他們得到其他成人如親人、老師、社工等悉心關懷和體諒有關。

我們不清楚郭成長過程的其他經歷,05年社會福利跟署跟進的情況卻令人感到郭的需要可有被社會忽略?報導提及社署的同事在05年6月曾試圖約見郭或登門家訪,但均被她推掉,至11月同事能成功作家訪,是甚麼令郭沒有拒絕同事進入她與兒子的地方?在多次家訪中,同事留意到郭的兒子有被疏忽照顧之嫌,那麼除了物質服務之外,同事與郭及她的子女的談話還包括甚麼?好奇的是何以郭拒絕同事建議各項看似可提升她們生活的服務?她與子女希望的又是甚麼?

報導一直稱跟進郭一家的社署職員為同事,會否此同事乃社會保障部的職員而非社會工作員?社署對社會保障部同事的支援是怎樣的呢?若是社工接觸郭,情況會不一樣嗎?無可否認,社署為社工提供有關虐兒的訓練包括辨識和處理程序,社工若目睹郭的兒子的情況,遭到郭拒絕所提供的服務,而該三名兒童都有被疏忽的徵象時可會建議把郭的子女帶到醫院檢查或遷移他們到兒童院居住,這些做法是否一定較讓他們與母親同住為佳?這個兩難很惱人,也並不容易找到答案。另外,報導並沒有讓我們知道郭與子女對同事、服務、拒絕服務和這些經驗的看法,所有敍述和結論都是由其他人和傳媒選擇、組織和介紹的;法官的判決也沒有提及郭的訴求,她和子女的聲音都像在這些專業的判斷下消失不見了。她會帶發高燒的兒子到醫院求診,這與疏忽有很大的分別;她不希望接受任何服務可會在告訴我們甚麼?然而,她和子女的希望像從來沒有機會表達。

我們的確希望「悲劇」可以減少或絶跡於我們的社會,但懲和教便可以夢想成真嗎?郭因「所犯」的疏忽子女行為而被奪去與相依為命的子女一起的機會,我們會否忽略了她與子女的分隔之痛?她由被認為是提供照顧和服務予有需要人士的社會福利署轉移到懲教署,除了因所犯的行為而被迫令接受四年的監禁懲治之外,我們期望懲教人員為她預備怎樣的教導?我們以為她需要那方面的教導?

社會福利署試圖為郭及她的子女提供服務,司法部按社會的標準判斷郭的行為未能盡母職照顧子女和觸犯法紀而判刑,懲教署則需按司法部的要求進行懲與教。三個部門的同事在事件和過程中是否得到支援?他們執行職守的時候會否只有運用被賦予的權力去評估、判決和懲治郭?除了執行手冊和處理程序之外,社會對她的關懷和愛護足夠嗎?當我們只集中評估、懲治她的行為、教導她社會認為她需要學習的東西的時候,我們卻疏忽了她愛錫兒子的一面、忽略了他們一家的需要?我們可有忘記聽聽她們想告訴我們的是甚麼?

2007年9月20日 星期四

敘事實踐與社群(「迴響團隊」)在香港青少年濫用藥物輔導服務的應用


巳發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主管 <中國藥物濫用防治雜誌>2007 年第13卷第 5期,頁293-296
作者:黃恩澤,胡穎怡


【摘要】在香港,濫用藥物輔導服務是多元化的,但仍以提供個人及小組工作為主導,社群層面的實踐乃是頗新的嘗試。在二零零五年,我們在社區中成功招募了一群家長、青年人和青少年「過來人」成立「迴響團隊」。在過去兩年,「迴響團隊」與一群正受濫藥物困擾的青少年同行,與他們一起尋夢和重連被遺忘了的故事,當中亦引起不少共鳴和「迴響」。「迴響團隊」就像雪球般不斷的滾動和擴大,部份被濫藥物困擾的青少年在停藥後更加入團隊,至今團隊人數超過50人。
【關鍵詞】敘事實踐1;社群;迴響團隊;濫用藥物輔導

A community approach to 'deconstructing addiction' and supporting young people dealing with substance user - Community Care in Narrative Way
Brian Wong Yan-Chak, Wing-yee Wu
(The Salvation Army Chai Wan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Young People, Hong Kong)
(Brian Wong worked till June 2007)

【Abstract】In Hong Kong, the practices of drug use counselling are diversified and yet individual and group counseling approach still dominate this helping field. Community practice is still a new and innovative approach. In 2005, we recruited a community reflecting team (outsider witness group) which consisted of: a group of parents who were enthusiastic in relation to supporting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another group of parents who had gone through a time when their children had been caught up many problems; and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who had been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and whose problem-saturated storie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drug use, were now over. The composition of this reflecting team demonstrated human diversity and multiple stories in everyone's life.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this reflecting team has 'co-walked' with adolescents who are suffering from substance abuse and those living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full of risks (including gang violence and other related criminal issues). The reflections from this reflecting make many links between the lives of the young people and the lives of those on the reflecting team. Their reflections resonate to the rhythms of the young people's stories. The reflecting team is growing like a snowball, as those adolescents who were suffering from substance abuse are gradually becoming members of the reflecting team and forming a mega-community.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reflecting team now is now composed of over fifty people in a single district in Hong Kong! They are going to gather their collective stories on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narracom.org.hk
【keywords】narrative way, community practice, Reflecting Team, drug use counseling


香港為濫用藥物者提供的服務很多元化,如:禁閉式戒毒、福音戒毒、住院式等等,當中更以個人輔導為主導,是一個「受助者」和「專業」的關係。若以社群為主導,為正受濫藥問題困擾者而提供的輔導服務則是一個嶄新嘗試。根據香港濫用藥物資料中央檔案室資料顯示,廿一歲以下的青少年濫用藥物的原因均離不開「受同儕影響」、「好奇」、「想與同儕打成一片」等等。然而,大部份濫藥的青少年均被「問題」和「主流論述」建構著個人身份認同,形成自我抑壓,而不會主動訴說自己的困境。透過不同背景社群所組成的「迴響團隊」,如何與受濫藥困擾的青少年同行、尋夢和「迴響」呢?

香港濫用藥物的主流論述
一直以來,主流社會對濫用藥物的青少年均有很多不同的論述,如:「道友」、「飛仔」、「黑社會」、「壞份子」、「好奇無知」、「來自有問題家庭」、「讀書不成」、「不自愛」、「上癮」、「受壞朋友影響」、「缺乏自制能力」等等,這些主流論述的構成不乏知識/權力在社會中的運作(Foucault, 1980)。濫用藥物的青少年生活在這些主流論述之中,顯得充滿羞恥感(sense of shame)、身心脆弱(sense of vulnerability) 、憂傷孤寂(sense of desolation)、對生活絕望(sense of hopeless)與及感到生活徒然(sense of futility)(White, 2005)。在藥物濫用輔導裡,輔導員縱然盡量不受這些主流論述影響,亦容易將問題內化,糾正問題,通過輔導將濫用藥物的青少年由主流論述中改變到能符合社會規範。可是,我們從與青少年對話的經驗裡,亦聽過不少青少年對自我身份的敘述,例如「我跟道友是不同的」、「我不是道友」、「我能夠控制嗑藥與否」、「我只在的士高玩樂時才嗑藥,上班時我絕不嗑藥」、「我自己嗑好了,不想引誘其他人嗑藥」等等,而這些自我身份的敘述,在我們與青少年進行輔導對話時,又有沒有被納入議程之中?

「解構」濫用藥物
在重重疊疊、不斷延伸、固若金湯的主流論述裡,如何走進對話世界裡,與青少年一起對影響他們自身的主流論述去進行解構(deconstruction)?敘事實踐始創人之一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深受已故解構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影響,發展出一套以對話作為解構的媒介,灌以很細心的聆聽(doubly listening)技巧,去洞察故事中似無還有(absent but implicit)的空間(White, 2003),懷著好奇心並沿不同的對話地圖出發,例如外化對話地圖(externalizing conversation map)、重寫生命故事地圖(re-authoring conversation map)、重記會員對話地圖(re-membering conversation map),發掘青少年在主流論述當中,所隱含(implicating)的意向(intention)、信念及價值,尋找與主流論述不一致的例外情境(new initiative);更會在對話以外以書信、詩歌、音樂或其他媒體作為治療記錄(therapeutic documents),強化故事情節(Freedman & Combs, 1996)。然而,解構之後如何重塑(re-shape)他們的喜愛身份認同(preferred identity)?在輔導員﹣﹣青少年的輔導情境(therapeutic context)之外,敘事實踐同時著重社群見証,以社員見証會(outsider-witnesses)去將個別青少年的故事散播於對他們的故事富共鳴感(resonance)的社群當中,豐厚(thicken)(Geertz, 1973)及交流彼此的生命故事,重塑青少年在主流論述以外的另外身份認同(alternative identity),詮釋及確立他們所喜愛的身份,讓他們繼續在不同社群之中演繹所喜愛身份認同下的故事(Morgan, 2000)。

計劃概念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於二零零五年七月獲禁毒基金贊助,推行一項為期兩年的『「翼」師「翼」友朋輩輔導計劃』。計劃以敘事實踐 (Narrative Practice) 為藍本,透過招募青少年「過來人」及家長作朋輩輔導員,成立「迴響團隊」 (Reflecting Team) ,以社群關懷及生命故事可重寫的訊息為理念,向社區宣揚反濫藥的訊息。
計劃構思自過去本港及海外有關青少年濫用藥物、家庭治療及敘事治療等等的經驗,例如美國佛羅里達州安東尼.哥巴列斯先生(Anthony Corballis)結合南澳德威曲中心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的「成癮解構聯盟」Deconstructing Addiction League,以網上社群資源中心形式,配合敘事理念支援全球有意逐漸削弱酒精及其他物質成癮對自身的影響之人士,當中包括輔導員、當事人及其家人(http://www.dulwichcentre.com.au/deconstructing_addiction.html)。另一方面,以故家庭治療中迴響團隊(reflecting team)始創人湯姆.安達臣Tom Anderson (1987)與及文化人類學家芭芭拉.麥爾霍夫Barbara Myerhoff(1982, 1986)對本計劃手法亦有一定啟發性。誠然,敘事治療在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下,對誰擁有知識/權力﹣﹣誰是知識/權力的關係抱著批判的態度,因此社員見証會(outsider-witnesses)並非只由所謂輔導專業人士組成,而是給當事人(青少年)去選擇,或由社群間對敘事治療有認知及實踐的人,更可邀請一些經歷過相類似經歷或故事的人加入組成(White, 1995, 2000)。因此,一些經歷過藥物濫用的青少人「過來人」或其家長,以及本身對青少年成長十分關心的家長,在得悉這計劃構思後,都表示有興趣加入這計劃,接受一些敘事治療基本認識,以社員見証會(outsider-witnesses)作為他們與青少年見証、分享及迴響彼此的故事的平台,最終命名為「迴響團隊」。

計劃目的
『「翼」師「翼」』友喻意為家長和青少年「過來人」共同攜手,雙翼展翅齊飛,協助受濫藥問題困擾的青少年,共同改寫生命故事。
• 計劃以「敘事實踐」為藍本,強調發掘接受服務者解決問題的能力。推動成功戒藥的青少年以「過來人」身份作朋輩輔員,支援現正受濫藥問題困擾的青少年遠離藥物。
• 透過「過來人」參與社群教育工作,向社群宣揚反濫藥訊息。
• 家長是協助青少年成功戒藥的重要因素。計劃中強調家長的參與並招募他們作朋輩輔導員,組織他們成為預防濫藥的社群資源,結集成為預防濫藥的社會資本。
• 邀請接受服務的濫藥青少年參與回饋社會的活動,參與製作反濫藥教材、推廣反濫藥訊息等。將他們的戒藥歷程透過不同的媒體,在社群裡分享和見證計劃的成果。

「迴響團隊」的組成及實踐
「迴響團隊」由不同背景的社群組成,當中包括家長和成功戒藥青少年「過來人」。最初以透過招募曾經經歷自己子女「反叛期」的家長,為他們提供工作坊以增強他們與子女的溝通技巧,及後他們開始與其他家長分享自己的心得,再加入「迴響團隊」。另外,在社區中也招募一班很想了解青少年「反叛」行為的家長,為他們提供不同主題的工作坊,讓他們認識和了解青少年的價值觀、文化和世界,引起了他們對青少年的關心,繼而再加入「迴響團隊」。在他們加入「迴響團隊」前,均會提供基本敘事實踐訓練,讓他們掌握成為「迴響團隊」的角色和注意的事項。而部份濫藥青少年則在停藥後加入團隊之中,以「過來人」身份與其他濫藥者同行,在豐厚彼此的故事。
「迴響團隊」每月聚會一次,在聚會中大家就著不同的濫藥者故事作出「迴響」,在過程中流露著不少的真情和共鳴感,對濫藥者帶來不少的「貢獻」。除此以外,團隊成員還會就著一些議題發表意見、到學校協助分享等等,而且他們也出版了一份集結他們智慧(local knowledge)(Geertz, 1983)的教材套-「教導子女遠離藥物家長教材套」與其他社群分享。

社員見証會在「迴響團隊」的實務運作
在社員見証會的運作有四個步驟(黎玉蓮,2005),分別為:
1. 故事述說(Telling)
2. 故事重述(Re-telling)
3. 故事重述再重述(Re-telling of re-telling)
4. 大合會(Deconstruction)

1. 故事述說(Telling)意指當事人(青少年)與輔導員進行20-30分鐘的對話,其間所有「迴響團隊」成員會坐在一旁,細心聆聽整個對話。
2. 故事重述(Re-telling)部份是讓輔導員與當事人退下來,坐在一旁或當事人認為舒適的位置,然後由輔導員帶領「迴響團隊」成員進行故事重述。輔導員會對成員提問以下四個問題:
i. 在整個對話裡,有什麼地方最觸動自己呢?
ii. 在整個對話裡,你認為參加者是一個怎樣的參加者?有甚麼信念或價值是當事人持守著呢 ?
iii. 那些最觸動自己的地方,與自己的生活經驗有什麼共鳴之處?
iv. 在聽完這對話後,你有沒有一些價值觀、想法或對生活理解
是有所不同呢?
3. 故事重述再重述(Re-telling of re-telling)部份是完成故事重述後,「迴響團隊」成員坐回故事述說時的位置,輔導員與當事人則就著剛才的分享進行對話,輔導員亦可提問以下四個問題:
i. 在成員的對話裡,有什麼地方最觸動自己呢?
ii. 在整個對話裡,你有甚麼形象在腦海中浮現?這個形象訴說你是一個怎樣的青少年?這反映你有甚麼信念或價值持守著呢 ?
iii. 那些最觸動自己的地方,與自己的生活經驗有什麼共鳴之處?
iv.在聽完這些對話後,你有沒有一些價值觀、想法或對生活理
解是有所不同呢?
4. 大合會(Deconstruction) 是社員見証會最後的環節,當事人、輔導員與「迴響團隊」成員會坐在一起,不分你我,去就著剛才的過程去發問不明白的地方,例如問那些問題的原因何在,或提出問另一些問題的建議,當事人在當中有絕對的權利去發問及表達意見,使之有均等參與的空間。 (http://www.narracom.org.hk/index-7.html)

團隊成員的心聲
各團隊成員均有不同的心聲。有的表示很高興可以有機會認識青少年;有的表示很榮幸可以與青少年同行;有的以「融冰之旅」來形容參與團隊的過程;有的表示……
以下是部份團隊成員的心聲:

「...成了迴響團隊成員後,覺得可以為社會出一分力而高興。與此同時,我開始關心社會和身邊的人和事,使我越來越有使命感,每當有成功的個案時,那份成功感及喜悅,亦能推動我繼續前進...」

「在迴響過程中,我們不但聆聽年青人的心聲,亦回憶自己的往事,體會到在成長階段總有起跌得失...」

「預防勝於治療,關注孩子濫藥或不法行為,從關懷孩子的情緒、明白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在生活學業上所面對的各樣壓力開始。謝謝這個活動帶給我的親身體會,感謝青少年的勇敢和坦誠的分享,讓我向自家的孩子在表達愛與關懷的方法或方向變得清晰。謝謝!」

「從前對一些濫藥青年總是將罪惡一同掛鈎的,根本沒去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及原因,到成為了迴響團隊成員後,有機會去聽他們細訴、聽他們的故事,慢慢地我也將戴了很久的有色眼鏡放下,嘗試接近他們...」

「最初參加迴響團隊時,只想認識和知道多一點青少年的想法和生活,說不上幫什麼忙。反而在多次從他們對話中,讓我學到堅持和不放棄,愛與溝通的重要性,更珍惜和愛護身邊人...」


經驗總結
由以上心聲可見,社群對一眾青少年持有一種跨年代和社會角色的融攬(inclusion),當中除了
「迴響團隊」與濫用藥物青少年的群體彼此在「輔導情境」(therapeutic context)把權力消弭,
也在許多社會事件上共同發聲,例如2006年暑假「十三歲少女暴斃於旺角的士高附近公廁」
事件,他們一起就事件發表聲名;同年十二月聖誕前夕亦共同進行有關青少年假日性行為及
濫藥預防新聞發佈會,他們亦在過去兩年參與本計劃的社區及中學防防藥物濫用工作坊,最
後出版「教導子女遠離藥物家長教材套」與其他社群分享。

另一方面,在62個服務使用者之中,有23個為濫藥個案(其他則為預防濫藥),當中14個案已達到與案主訂下之預期目標,成效率超過60%,亦有四位個案隨即相繼加入迴響團隊(2007年5月31日前結算),這反映敘事實踐與社群在香港青少年濫用藥物輔導服務有著顯著成效及迴響。




【註一】敍事實踐(Narrative Practice)是受著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的一種心理輔導手法,源起於七十年代並在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國家受到關注。 敍事實踐始創人之一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 與一眾志同道合的社群將手法應用到不同層面,打破傳統心理輔導工作以個人、小組和社區工作為劃分,著重貫穿個人與社群之間的生命故事和主體的相互影響性 (intersubjectivity),並強調人不是問題,問題才是問題,輔導對話可將問題外化,從人的生命故事裡發掘被遺忘的閃亮時刻(sparkling moment),與及背後的意向、信念、價值取向和夢想等等,社群更是見證 (witness)、重述(re-tell)和迴響(reflect)這些零碎片段的重要連繫,藉以編輯及豐厚這些生命故事,重塑一個自己所喜愛卻又不受問題影響的身份認同。詳細資料可參閱www.dulwichcentre.com.au或www.narracom.org.hk。


英文參考文獻:
Anderson, Tom, 1987. "The reflecting team: Dialogue and meta-dialogue in clinical work." Family
Process, 26:415-428.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reedman, Jill and Combs, Gene, 1996. Narrative Therap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Realities. USA: W. W. Norton & Company.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New York : Basic Books.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Morgan, Alice, 2000. What is Narrative Therapy? An Easy-to-Read Introduction.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

Myerhoff, Barbara, 1982. “Life history among the elderly: performance, visibility and re-
membering.” In Ruby, Jay (ed): A Crack in the Mirror: Reflexive 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Myerhoff, Barbara, 1986. “Life not death in Venice: Its second life.” In Turner, Victor & Bruner, Edward(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ios Press.

White, Michael, 1995. “Reflecting teamwork as definitional ceremony.” Re-Authoring Lives:
Interviews & Essay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

White, Michael, 2000. “Reflecting Teamwork as Definitional Ceremony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Narrative Practice: Essays & Interview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

White, Michael, 2003. “ Narrative Practice and Community Assig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Community Work, 2003, No.2:17-55

White, Michael, 2005. “Children, trauma and subordinate storylin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Community Work, 2005, No.3&4: 10-22



中文參考文獻:
黎玉蓮,2005。 個人身份詮釋及確立,載於尤卓慧等編<探索敘事歷程>。台灣:心理出版
社。


綱上參考資源:
http://www.dulwichcentre.com.au/deconstructing_addiction.html
http://www.narracom.org.hk/index-7.html

從基督徒角度看敘事治療

作者:蕭麗霞 巳刊在建道神學院《教牧期刊》21 (2006年11月)

敘事治療於廿年前萌芽在澳紐,當時麥克懷特和大衛艾普斯頓有感於傳統治療(尤其是家庭治療)未能夠滿足他們尊重當事人的原則,遂分別在自己的治療工作上建立與現代傳統治療進路迴然相異的治療方法,嶄新的思維和治療成效很快便吸引了北美傳統治療人士的興趣。發展至今,敘事治療已經成為一門由治療逐漸推展成為生活實踐(practice of life)的生活取態。本文嘗試扼要概述敘事治療的理論前設和治療進路,並嘗試以一個基督徒治療者的身份作初步檢視,期望透過這篇短文能夠為自己應用敘事治療定位。

敘事治療的焦點

敘事治療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神經機械學和文化人類學為思想基礎,對於問題、真我、心理實況等觀念提出以下的論點。

1. 問題、道德和人的關係
懷特根據傅柯(Foucault)的論述,認為權力由西方傳統直至現代,雖然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改變,仍然跳不出把人壓制的框框。首先,基於後現代思潮質疑權力的必然性,和擁有權力者借助等級(hierarchy)而行使其權力,權力亦成為操控人自我審查的工具。人的問題被界定為偏離規範,不同之處只是把人服膺於建制訂立的標準規範,改為服膺於一套以多數人奉為金科玉律的標準規範。不管怎樣,人若偏離規範,他/她便有問題,要承受後果,同時個人也被標籤成為問題人物。因此,挪開權力對人的操控,讓人基於個人意願(personal agency)成為自己的道德代理人,便成為個人倫理的首要任務。
敘事治療提出把問題和被該問題纏上的人分開(The person is not a problem, the person has a problem.),問題(例如失敗)可以是人對現代權力所訂立的規範的抵抗(refusal),是人為自己身份定位的行動,透過一系列的問題,治療者和被問題纏上的人仔細檢視一些似無還有(absent but implicit)、隱而未現的價值原則,並由此重寫個人身份,成為自己的道德代理人(White, 2004)。
懷特提出敘事治療由個人倫理而建構。個人倫理的原則包括個人有意圖地構造自我、恭謹地生活、謹慎個人行為對於社群的責任和後果、持守透明原則、各人不論等級彼此問責、在可能的基礎(foundations of possibility)上共同開拓生活、和委身於批判支配著生活實踐和結構的當代文化 (White, 2000)。

2. 心理學和個人身份的關係
承接後現代的思路,敘事治療質疑近百多年來心理學以為人有一個內在自我實體的論述。懷特認為在人類歷史中,民間心理學(folk psychology)一直存在,人有內在自我實體這觀念從未在其中出現過;反之,人們在社群中,以自己的心理學理解各人的行為,互相回應,使之成為個人在社群中身份的敘述。
這身份敘述包含個人意願和有意圖的狀態(intentional state),個人基於其意願和意圖,與社群透過互相選取和回應對方的行為,建構和確肯(authenticate)個人屬意的身份敘述,因此,身份並非由某些權威界定,它是複雜多重的,亦是在社群中不斷地談判而成的。從這角度而言,個人的選取再加上社群的回應,經過不斷地重複,身份敘述的可塑性變得無窮,而且,身份亦不只是個人喜好的選擇,同時亦有社群的參與 (White, 2004)。

3. 歷史文化和個人身份的關係
懷特認為個人的故事並非抽離於時空,而是受歷史和文化影響。一些被歷史和文化充斥著而未經批判的主流論述,透過社群解釋人的生活經驗,成為抹殺個人意願的大敍事(grand narratives)。現代社群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亦同時製造了剝奪個人意願的權力,使個人的故事在現代權力影響之下埋沒在主流論述中。
由於個人故事是建構特選身份(preferred identity )的素材,解構這些被主流論述充斥的大敍事,將會把其他被忽略的小敍事呈現出來,個人從而得以選取和自己信念堅持和符合的敍事,進一步建構特選身份,問題亦因而會得到適當的處理 (White, 2004)。

4. 宗教靈性和生活的關係
懷特雖然生長在受基督教文化塑造的白澳洲文化中,他並不篤信宗教。他的工作並不著重靈性的課題,然而對於他人談及關於敘事治療和靈性方面的課題,他會感到興趣。
懷特認為靈性是一種永遠不可能達到的意識,人可以透過不斷的好奇和探索,豐富個人的生活和身份。他不著墨於無形的靈性事物,反而對於靈性事物作為某種特別生活的象徵(emblem),怎樣塑造生命至感興趣。他關注的是靈性事物的物質方面,稱之為美學,和伴隨對美學的探索而發展出的倫理原則和目的 (White, 2000)。

懷特對敘事治療的描述

「敘事治療…………………….是在地的探問,〔關心〕發生甚麼事,事物怎樣變化成為有別於它曾經〔出現〕的,或是它可以和現在有別的可能性。」 (White, 2000, p. 170)

敘事治療師 (Narrative Therapist)

敘事治療師把治療對話視為旅程,他/她就彷似一位採訪者,透過訪談的過程,和案主一同回顧其生活經驗,重新發現和整理那些被隱藏、似無還有的片段,以致案主可以重寫他/她生活故事。由於案主是故事的主人翁,擁有對自己生命的知識,只因被大敘事所籠罩,一時之間未能夠理出問題的脈絡;治療過程中,治療師選取一個「去中心」(de-centered) 的位置,以「不知道」(not-knowing)、尊重和好奇的探索精神,細心聆聽在生活經驗中被忽略遺漏的片段,仔細地和案主重新探訪片段中的人物故事,讓這些故事把案主更立體地呈現眼前。
要做到這一點,治療師必須是「去中心而具影響的」(de-centered yet influential) (White, 2000)。他/她所關注的可能是案主被問題覆蓋的片段,從中發掘出案主的獨特事件(unique outcome),再進一步豐厚 (thicken) 這經驗,而逐步呈現出案主一個自己喜歡的身份(preferred identity)。因此,治療師就像一位人物專訪的記者,關心案主的人生哲學和執著,並其源起,亦同時把這些執著放置在一個將來的向度,讓這重新描繪的面貌帶來日後面對生活的新路向。懷特形容這是一個締造旅程(journey making)的過程,而治療師與案主在旅程中共行 (White, 2004)。

案主 (The Person who consults)

傳統心理治療稱呼尋求治療者為當事人或案主(client),這稱呼隱含了一種權力架構,接受治療者和提供治療者有不對等的關係。敘事治療基於後現代對於權力的批判,稱呼使用治療者為諮詢者(The person who consults),意味著案主有很大的個人意願選取談話的方向、判斷談話對個人的意義、和何時停止治療對話。
承接後現代思潮影響,敍事治療認為只有個人才擁有自己的故事,因此他/她也最熟識自己的故事,而故事情節所反映的意義,正顯示了他/她獨有的知識(local knowledge),這也是面對問題的資源。
如前所述,敍事治療把人和問題的距離拉開,人是人,問題是問題,人不是問題,人有問題而已。只耍擴闊人和問題的距離,人就可以有空間運用個人是自己專家的知識來應付問題。

敍事治療的進路

敍事治療認為社群和個人互相呼應來建構出個人身份,因此治療對話不單止囿於治療師和案主,週邊的聲音也互相影響,整個談話分成四部份進行 (Morgan, 2000)。

1. 故事敍述 ( Telling )
在首部份治療師根據以下的重點解構個人的另類身份(alternative identity),其中的技巧包括:

1.1 把問題命名和外化 (Naming and Externalization of Problem)
由於問題並不等於人的身份,透過借助擬人法的外化對話把問題命名,個人可以把問題放置在一個足以冷靜和細心檢視的位置,把這個問題故事(problem saturated story)的弱點和技倆暴露出來,亦同時探索問題對個人和他/她重視的人的影響,然後個人自行評估問題對自己的影響,看看這影響是否符合自己的喜好 (preference)。在評估影響時,個人對於生活的喜好,背後隱含的生命信念、價值觀、期盼、異象和委身等便會呈現出來。
與此同時,基於後現代主義對於權力和真理的必然性有所質疑,治療對話會解構一直支持著問題故事的信念,透過檢視那些金科玉律,一直支撐著問題故事的大敍事便會被暴露出來;進一步探索這些大敍事怎樣進入個人故事,亦會把大敍事的歷史和文化脈絡顯現出來;透過檢視和批判這些由歷史和文化孕育的大敍事,問題故事籠罩個人的效果亦會相應縮小,尋找例外情節建構另類身份(alternative identity)的可能性也隨之出現。

1.2 重寫生命故事 (Re-authoring Conversation)
例外情節的呈現為個人揭開重寫生活故事的一頁,治療師好奇和細心地聆聽一些與問題故事主題不符合的事件情節,把它放在舞台燈光之下,以行為畫像(landscape of action)和身份畫像(landscape of identity)的問句,請案主仔細地描述這些片段,從中整理出這些例外事件所隱含的堅持、抵抗和技巧,然後再追塑這些抵抗技巧和堅持的歷史和意義,使這段獨特故事豐厚起來,讓它成為個人重新選取符合個人屬意身份的素材。

1.3 豐厚另類故事 (Thickening Alternative Story/Identity)
當個人的另類故事出現之後,治療師會進一步透過不同方法協助案主和新的故事緊扣在一起,以選取符合個人喜好的身份。參與者可以是案主自己、治療師或是一群經過挑選的人組成的社員見證會(Outsider-witness group),運用的可以是物件、宣言、証書、詩歌、圖畫、照片等,也可以是一些禮儀和慶典,其中「憶記會員」(Re-membering)是豐厚另類故事時常用的技巧。
敍事治療既然認為個人故事和社群互相呼應,把個人故事和社群連繫起來便更加豐厚這另選的身份。透過「憶記會員」,故事主人翁可以重新撿視他/她設立的生命會所(Club of life),選取和憶記可以來確肯支持這另選身份的會員。治療師會問案主有那些重要他人對於他/她個人的生命曾經作出貢獻,有那些人對於案主的另類故事絲毫不會詫異,而且這些人若知道案主終於活出這些另類故事,對於他們會有什麼意義。透過這連串的對話,案主不單止重寫個人故事,他/她也重寫了重要他人的故事,案主和重要他人的生命都被豐厚了。

2. 故事重敍 ( Re-telling )
故事重敍是另一項重要的環節,此時治療師和案主已經完成故事敍述,預先安排好的聽眾就著觸動自己的片段分享個人迴嚮。聽眾可以是案主選擇的親人和朋友,也可以是有類似問題的過來人,甚至是有共同理念的治療人員。若是由非專業人士組成的,便稱為社員見証會(Outsider-witness Group),由專業人士組成的便是迴響團隊(Reflecting team)。為簡化文字,以下將把故事重敍的參加者統稱為社員。
在這一個環節中,社員因應所聽到的故事,選取使自己共鳴或觸動的片段(Expression),以此描述社員對於故事主人翁的形象(image),例如主角的身份、堅持、信念、期盼、委身等;社員接著說出自己的觸動和因此產生的迴響(Embodiment),再引伸出如何因著這迴響而帶出對個人的展望(Transport)。
透過故事重敍,社員和案主的生命故事也好像憶記會員中的個人和會員故事一樣豐厚起來。

3. 故事重敍再重敍 ( Re-telling of Re-telling )
這環節由治療師和案主進行。案主就著在故事重敍中聽見的說話,評估那部份對個人最有幫助,並且反省和估計這些社員的說話,為個人日後生活帶來什麼可能性;也可以指出和解釋那部份最沒有幫助,讓社員藉此反省怎樣合宜地進行見証會。

4. 解構 ( Deconstruction )
這段時間所有參與故事敍述和重敍的人會合在一起,共同解構整個經驗。由於敍事治療很謹慎權力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盡量增加透明度,以提高包括治療師在內各人對於社群中其他人的問責。在會合解構中各人位置均等,他們可以就著所有對話不明白的地方、過程中的轉捩點、個人在某一點上的想法、或見証會對於未來治療談話提供的可能性作出討論,治療談話至此亦暫時停止。



反省

1. 權力和架構的意義
長期從事治療工作的人員,因為嚴謹的專業訓練和多年工作經驗,很容易過於相信自己的臨床判斷,忽略案主生活經驗中似有還無的伏筆。敍事治療警覺權力的影響,秉承後結構主義的精神,把人的故事以文本批判的方式重新解讀,其背後是不以應然為實然的態度。對於以助人者自居的治療師實在是重要的提醒,以致他/她會謙虛地聆聽案主全人的生命故事。
教牧人員對於僕人領袖這觀念相信並不陌生,其中隱含為人洗腳服事的情操。在虛己降卑的過程中,應該由誰人決定這服事是否符合受服事者的好處,是有待探討的問題;敍事治療提出的透明、彼此問責、和誠實批判的倫理原則,也許可以作為參考。

2. 有血有肉地連接信仰、生活和治療
近年教會大致上都接受輔導作為牧養的輔助工具,傳統輔導理論似乎把焦點集中在調適個人心理或家庭系統失衡方面。筆者從接觸這些理論開始,已經為如何配合教會牧養和基督徒互為肢體等課題而困惑。許是筆者學有所限,每當案主觸及有關信仰整合方面的話題時,總是欠缺一套比較完整、又能夠聚焦於基督信仰的治療技巧。敍事治療著眼於個人對信念、價值觀等的委身,讓基督徒案主在面談時,輕鬆地與其信仰連接起來,讓信仰成為另選身份的內容;同時亦開拓空間,讓教會在治療中有機會參與,成為案主重寫生命的群體。
此外,由於敍事治療重視個人和社群的連繫,而且這連繫是透過分享生命故事而產生,因此亦會為聽眾帶來餘音渺渺,觸動聽者的思緒,使聽者發出共鳴和迴響,進一步探索個人的轉變。這是一回有血有肉、震動心弦的經歷,而且,由此共有的經驗,社群凝聚成一股力量,為共同持守的異象共行生活實踐。對於基督徒而言,小組和團契若是能夠參考敘事治療的進路,教會生活亦得以深化,縱向連繫上帝、橫向連繫肢體、外向連繫社群。

3. 信仰生命的基礎
基於人和社群的互動、各人對倫理和對委身的持守,案主的自我身份在敍事治療中有無限的可能性。這觀點似乎隱含了人作為自己的道德代理人,會選擇與個人倫理相容的生活實踐。設若基督徒要為自己的生命,向社群和自己問責,那麼「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總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結果便應該把人指向上帝。然而懷特並沒有著墨於形而上的靈性事物,因此,借助敍事治療所呈現的倫理原則,究竟會指向甚麼的終極實體,就得視乎案主個人的選擇。
因此,敍事治療是探究個人生活經驗的工具,解釋和對應靈性事物,和其引伸的在地生活原則,便要留待工具使用者自行取決。這就如一把兩刃的劍,既能夠為基督徒治療者提供有意義的進路,亦同時把倫理原則的解釋和取捨放在案主個人意願之內。對於聖經作為上帝默示,個人如何接受經過詮釋的教導,便有賴於個人對上帝和聖經的取態。再者,敍事治療關注改寫生命故事和身份的無限可能性,如何處理人有罪性和有可能犯罪的理念,便成為基督徒治療者在實踐時的重要思考。
雖然如此,筆者自零三年秋天參加完懷特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敍事治療訓練,深刻經驗到敍事治療和個人信仰之間的關連,遂開始和一群不同背景的同工一同探索敍事治療。在有限的實踐中,體會到若基督徒案主重視活出信仰生命,他們似乎在治療中會更清晰個人的選取和持守,治療所需要的時間也相應縮短,昔日的創傷和問題不再捆綁他們,與上帝的關係變得穩定,生命也因而變得更豐盛。
一位曾經使用敘事治療的姊妹月明這樣形容信仰和敘事治療的關係:「信仰是基礎,敘事是工具」,她的經驗也許是基督徒使用敍事治療的借鏡。


參考書目
Morgan, Alice (2000). What is Narrative Therapy? An Easy-to-read Introduction.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Nichols, M.P. & Schwartz, R.C . (1998).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and Methods (4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White, Michael (1995). Re-Authoring Lives: Interviews & Essay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White, Michael (2000). Reflections on Narrative Practice: Essays & Interview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White, Michael (2004). Narrative Practice and Exotic Lives: Ressurrecting Diversity in Everday Life.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White, M. &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Freedman, J. & Combs, G. 著, 易之新譯 (2000). 敘事治療: 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 台北: 張老師.

尤卓慧等 (2005). 探索敘事治療實踐. 台北: 心理.

列小慧 (2005). 敘事從家庭開始. 香港: 突破.

2007年9月2日 星期日

Decentering--去中心化的演譯

在上星期四的長者小組裡,正就著她們所帶來的舊相片、舊物品述說著過往的故事,其中一位長者帶來一件珊瑚寶物,據她所說,這件東西是她奶奶從小就留給她,「連走難都帶住佢」,當我以故事重寫地圖出發,嘗試發掘她為甚麼連走難也帶著走。可是似乎當她說到走難及二次大戰時的死亡哀傷之處時,不欲說下去,而我當時亦說我不再就此問下去。可是,另一位老婆婆卻問我:「你地有冇見過日本仔?」我隔了一兩秒,便回應說,我認識的日本人是近代的,多數是明星之類...」之後她們報以笑聲,便完了這話題。我再向其他長者繼續發問有關她們其他故事。

在這一兩秒,其他在場的同工有著不同的想法:

1.這位婆婆深知我們沒有見過六十多年前侵華的日本人(因好明顯我樣子還是0靚仔一個,而partner更被其中一個長者形容似她當護士的孫女呢!),這樣問是因為想challenge我們;

2.如何照顧那位不想談下去的長者感受?

3.如何令所有組員不再就這話題糾纏下去?

在我而言,從敘事的視野去分析,會有以下的反思:

1.很明顯這是將工仍員放在中心的位置,我回應得不恰當,就很易將那股「哀傷的痛」放大/回的小組的平台裡,我再插手則更將這「哀傷的痛」滲回我這「權力之手」,很是兩難;

2.組員的提問是否challenge,我並不在乎,對我來說,她的所謂challenge可能是我去中心decenter的資源,因為當刻她坐擁著提問(questioning)的位置,相對地中心(centering),而我卻坐落在一個客體的位置;

3.我最重要的任務是消融(defuse)那「哀傷的痛」,並繼續這去中心,而具影響力(decentered but inlfuential)(見於Michael White workshop notes http://www.dulwichcentre.com.au/),並讓她們繼續開展故事的空間。

因此,我的回應著實是:

1.利用我與她們之間的年齡與身份差異,去繼續消融「哀傷的痛」,我的回應看似無厘頭,其實是將延異(differance)伸延至開始點「她們年紀還小時候--「哀傷的痛」--工作員的觸動(resonance)--工作員承認與她們的年齡差異」;

2.她們笑聲背後,是對工作員比她們年紀與經歷淺的一種觸動,並消融到她們年紀還少的故事開端;

3.工作員的去中心化是容讓她們重掌故事述說的重要契機,不然故事會坐落在工作員的經歷裡,抑壓組員述說及分享故事的主體性(agency)。

扎鐵與貧窮


書到用時:瘋狂的八月,憤怒的葡萄 2007年9月2日 明報副刊

八月是瘋狂的——我說的是香港股市,恆生指數由月初的23000點水平持續尋底,跌至8月17日的最低點(19,386.72點),跌逾3600點,跌幅近16%;再攀升至8月31日最高點(24,089點),升逾4700點,升幅逾24%;國企指 數更瘋狂,由月初的13000點水平,急瀉至8月17日的10,253.29最低點,跌幅逾21%,隨後升至8月31日的14,481.45最高點,急 升4222點,升幅近41%。這篇文章不是股評,只是想說,要是將瘋狂的股市與憤怒的紮鐵工人放在一起討論,可能會另有發現。

八月是憤怒的 ——我說的是紮鐵工人的罷工潮,他們要求日薪800元調整至950元,差額只是150元,但這區區之數一旦與瘋狂的股市並置考量,便可 以發揮無窮的想像力。我不是經濟學家,只能以每千名紮鐵工人每月開工20天,每天被剝削150元計算 (尚未計算被剝削的工時),一年下來,每千名紮鐵工人便被剝削了3600萬元,這對市值千億、年賺逾百億的地產發展商而言,倒是另一個故事,以市盈率 14%計算,每年省掉3600萬元,便為市值增值逾五億元——紮鐵只是其中一個施工工序,作為行外人,我無法想像地產發展商透過外判制,省回多少個五億 元。

瘋狂股市:盈利增長率的魔咒

瘋狂的股市必然令工資剝削加劇,試想,是什麼支持一家上市公司(尤其是國企)30倍到50倍的極高市盈率?毫無疑問就是更高的盈利增長率。我不懂股票,但以一般常識而言,一隻高盈利增長率的的合理價值,應高於盈利增長率與派息率之和除以市盈率所得出的1.5倍,高市盈率的上市公司的派息率一般很低,只有兩三個巴仙,支持股價的必然就是比市盈率高出1.5倍以上的盈利增長率,我們從而可以想像,每削剝工資1000萬元,便為上市公司創造三億元(市盈率30倍)至五億元(市盈率50倍)的財富——這是上市公司剝削工資公開的秘密,是一切古典經濟學都無法想像的。

蒲 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在《貧困的哲學》說:「……我可以斷言: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不能不引起價格的普遍上漲,這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確實。」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不同意,他在《罷工和工人同盟》說:「除了二加二等於四以外」,蒲魯東一切論點應予否定:「首先,不可能有價格的普遍上漲。如果一切物品的價格 都和工資同時增加一倍,價格並不會因此發生任何變化」;「其次,普遍提高工資絕不會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漲。實際上,假如一切生產部門都按照固定資本 或所用勞動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麼,普遍提高工資只會使利潤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場價格卻不會有任何變化」。他們還不知道,在全球化經濟領域中, 一切都變得瘋狂了,工資和商品價格的增減,對追求高盈利增長率、以達致高市盈率、高增長股價的股市而言,只是不斷增值的籌碼。

商務印書館:剝削與分紅

在 資本主義初期,還不存在瘋狂股市高盈利增長率的魔咒,可是文化產業也有工資剝削,也有大罷工——陳明遠在《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提及的商務印書館印刷 工人大罷工:上世紀20年代,上海印刷工人「有月工與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訂定的工資發給,都在15圓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時沒有工資,他們 的工資更少」;編輯月薪60至100圓,資深編輯的月薪可達100 至200圓;鮑仲言(總經理)、張元濟(監理)、王顯華(經理)、王雲五(所長)等管理層的月薪為500圓至700圓,另加每年6000圓至8000圓的 年終花紅(圓即銀圓,每銀圓約合今人民幣40元)。

管理層的工資是印刷工人的30倍至50倍,每年數千圓的花紅來自公司盈利,公開的秘密在於:剝削大多數工人的工資達致少數人豐厚的分紅。上海怚[30%、10圓至20圓者加20%、20圓至30圓者加15%、30圓至50圓者加10%、學徒一年加1 圓,滿兩年加兩圓。

罷工:武器不用就會生鏽

罷工幾乎是工人唯一的談判籌碼,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R. Hicks,1972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早就洞悉此一公開的秘密,他在經典著作《工資理論》(The Theory of Wages)中提出:「武器不用就會生鏽」,「最有力量的工會將不時地舉行罷工」,他的基本觀點很簡單:大多數罷工是由於資訊不完善以及雙方的判斷失誤,如果罷工的能力決定於罷工的經驗,對於長期被剝削的工人而言,罷工無疑具有投資作用。

紮 鐵工人要求日薪由800元增至950元,一些工資比他們低的市民認為不合理,其實基本邏輯不在於紮鐵工人的訴求合不合理,而在於遍普低收入的僱員長期忍受 比紮鐵工人更不合理的待遇。我因而想起史坦貝克 (John Steinbeck)的史詩式名著《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3年,美國中西部大草原受暴風沙侵襲,大片耕地變成廢墟,喬德(Joad)一家橫越沙漠到達加州,安頓下來拼命工作,可是葡萄園主人 不斷壓低工資,農民忍無可忍,終於大罷工,資方卻勾結警方,暴力鎮壓,喬德在暴亂中殺了人,再度流亡。此書一度被禁,又遭當眾焚,最後終於迫使國會立法 資助農民。這部小說是大蕭條時代的農民抗爭史,於1940年改編成電影,由亨利方達主演。

文:葉 輝

編輯:曾祥泰